为汲取王亚丽“造假骗官”案件的教训，河北省委组织部近日召开会议部署在全省开展干部人事档案专项核查。
据了解，河北省此次专项核查将重点核查干部升学、招工、录用、调动、提拔等环节，以及近年来新录用的、部队转业的、交流调任的及新提拔的干部，以强化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遏制造假骗官行为发生。
随着王亚丽造假骗官案的真相逐渐清晰，人们一方面惊讶于王亚丽篡改年龄达9岁的事实，另一方面对于现有档案体系的可信程度产生了怀疑。
“老档案”眼中的造假
汪唯(化名)是一名档案系统的资深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发现有干部借调动之机更改档案。
“从工作简历、专业职务，到出生年月及学历等无所不改，有的甚至伪造录用和任职手续。”汪唯说，在更改方式上，有的是在原表格上涂改，有的是增添新的材料。由于更改档案是多渠道进行，这就导致有些档案在内容和时间上前后矛盾、面目全非，已无法反映干部的真实情况，失去了档案的实用价值。
“干部档案中存在不少问题。”汪唯向记者一一道来：学历、职称材料不真实，有的人将别人的学历材料、职称材料通过涂改和技术加工变为己有；录聘材料虚假，有个别人盗用他人的学历材料和毕业证作为自己转干的凭证；甚至还存在私制用纸、伪造用纸、伪造公章和钢印，制作各种假材料的情况，其中还包括少数主管部门的业务人员违反原则，利用职务之便，填写假材料。
在多年的档案管理工作中，汪唯发现一个渐趋普遍的现象：个人履历表的年龄越填越小，参加工作时间越填越早，文化程度越填越高；档案中的鉴定、考核、考察、评语等材料中只讲优点、千人一面，反映不出干部的特点。
“不少档案中出现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加入党团组织、工作岗位轮换等时间混乱的情况。”汪唯说，这就导致履历表填写的次数越多，其内容的准确性就越差，可信程度也就越低。
档案造假渗透社会各方面
对于干部档案造假情况，著名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干部修改档案一般是为了某种利益，比如为了某种荣誉或者机会。
林喆告诉记者，在王亚丽事件之前，著名的“三假干部”、原全国特产经济开发中心主任曹忠武，是干部修改档案的典型。
据介绍，曹忠武所持的专业证书是假的、干部履历是假的，甚至连入党材料都是假的，而曹忠武竟凭借这“三假”两次骗到厅级职位。
记者发现，除了干部档案的造假外，近年来一系列的公共事件表明，为了利益修改档案的行为正在向全社会范围扩散。
2009年，轰动一时的罗彩霞事件，是高考造假的典型。此后，山东又出现了一起通过修改档案冒名顶替去医院上班长达十年的事件。山东冒名顶替案的受害者吴文荣向记者出示的相关档案照片上，修改的痕迹显而易见：原来档案上吴文荣父亲的名字被改为“吴汝胜”，她自己的名字后面被注明“曾用名吴丽丽”。而吴丽丽就是冒吴文荣之名上班的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告诉记者，在目前法学界较为出名的青年法学家评选活动中，也有学者改小年龄以便靠上“青年法学家”的标准。
属典型跨系统腐败行为
记者了解到，罗彩霞案、山东吴丽丽冒名顶替案由同一律师事务所代理。该所主任潘强说，不论是罗彩霞或是其他的什么人，要通过修改档案进行冒名顶替，从相关规章制度上来说都要经历层层关卡，只要有一个关卡卡住了，就能发现冒名顶替者。但是，那些修改档案的人为什么能够一路畅通无阻，仅仅因为一些比较偶然的细节才被发现？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目前的基层权力生态进行反思。
潘强认为，修改档案程序复杂，涉及多个职能部门，是一种典型的跨系统腐败的行为。这就意味着，修改档案的当事人拥有的社会资源广泛，不仅仅局限在人事组织等某一特定系统内。这种跨系统的腐败表现出典型的权力腐败的特点，腐败的操作者拥有相当的实权，能够将种种制度“视同无物”，开辟“特殊通道”达到修改档案的目的。
“同时，修改档案跨系统腐败行为还往往涉及多个违法主体，窝案、共谋的现象很明显。此外，修改档案跨系统腐败查处起来较为困难，由于腐败当事人特定的权力背景，使得在查处过程中不仅会遇到权力的阻碍，还会遇到种种‘潜规则’的干扰。”潘强说。
“修改档案的行为在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单位更容易发生。因为在制度网络的末梢，外在的约束条件和限制逐渐减弱，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现象更加突出。此时，人情关系和权力的介入，会对制度的严格执行构成很大的冲击，让修改档案的行为屡禁不止、防不胜防。”潘强进一步向记者分析道。
林喆认为，防范修改档案的腐败行为，需要文化建设和制度构建双管齐下。“修改档案行为的盛行充分说明了诚信文化的缺失。多年前，中共中央便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地都须组织认真地学习。”
此外，林喆还建议给干部设立信用档案。“干部入选时看看诚信档案，是否借了别人钱不还、是否挪用办公室的东西、是否说谎等等，我觉得都应该记录在案。随着信用档案信用机制的一步步完善，可以考虑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这一制度。”林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