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高人民检察院六月末公布其举报网站新网址以及内地检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后，它在民众中间引发的反响如同“平地一声雷”。六月二十二日举报网站甫一开通，蜂拥而来的点击量一度将网站“挤爆”，而在举报电话投入使用的第一周，仅最高检举报中心接听的电话就超过一万一千个。
　　在北京反腐专家、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看来，最高检完善举报反腐的努力，昭示着未来中国防治腐败的一大方向——更加有力的社会监督。“一旦引入更有力的社会监督，想对某个官员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就很难了。因为媒体不答应，民众也不答应。”何增科说。　　 
　　言及反腐社会监督，进入新世纪后蓬勃兴起的网络反腐让很多人津津乐道。何增科对此指出，网络反腐对于中国廉政建设的确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必须看到，任何一种监督形式如果总是“单兵突进”，实际所起的作用终会有限，因此未来光靠网络监督肯定不行，需要举报、信访等其它监督形式密切配合，反腐社会监督的力度才能不断强化。|
　　同时，要为民间公共领域的健康发展提供友善的政策法律环境。何增科表示，民众在互联网、新闻媒体等民间公共领域展开的讨论和交锋，对发现腐败线索、揭露腐败丑闻能够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为这些领域的健康发展提供友善的政策环境，它们会自下而上地给党政权力监督提供强有力支持。
　　防治腐败第二大努力方向是更大的透明度。至于如何增加透明度，何增科提到了眼下被坊间热议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一九九四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计划；一九九五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多部涉及官员财产申报的规定；今年二月，总理温家宝在与网民交流时强调，官员财产收入公开是反腐重大举措，“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目前新疆阿勒泰地区、浙江慈溪、湖南浏阳等地正在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何增科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算是腐败风险预警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一旦有了这样的核心制度，反腐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因为“公职人员家庭财产明显超过其正常收入，家庭财产异常增加，本人或其家属在海外拥有大量财产，这些都是公职人员从事腐败行为、拥有腐败所得的明显证据”。
　　除了更有力的社会监督和更大的透明度，未来第三大努力方向是更有效的公民参与。何增科解释，缺乏有效公民参与，选举会流于形式，选出来的官员将会对上级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同理，缺乏有效公民参与和相应利益表达，会有官员把政府决策和管理变成实现自身利益和进行自我服务的工具，致使出现“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财团利益“绑架”决策法规等腐败现象。
　　二00七年，中共十七大将公民参与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明确提出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何增科建议，未来应在立法和行政决策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特别是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机制，建立公开咨询制度，完善公开听证制度，使公民享有充分的发言权和意见表达权，如此立法和决策方案中掺杂的部门、地方甚至个人利益才能无所遁形。
　　防治腐败第四大努力方向是更多的公平竞争。何增科在点评违背公平竞争的跑官要官乃至买官卖官等现象时说，要看到这种畸形、台面下的竞争行为绝不是非理性的，相反它是所谓“千里马鉴定由伯乐说了算”这一规则下最理性的行为，只有改变规则才能消除上述用人腐败。
　　他表示，目前党政机关领导岗位实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举措使一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公平竞争的平等机会，受到普遍欢迎，而未来只有“增加选拔和选举中的竞争程度，规范竞争行为，逐步从选拔政治走向选举政治，才能消除各种用人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