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人不出庭多数是因为“不愿”或“不敢”，与经济补偿关系不大，让证人出庭，只是庭审改革的一个环节，更重要的努力，是让刑事庭审真正“活”起来，有诘问、有质证、有交锋，把所有事实认定问题摆在法庭上解决。
　　刑事证人出庭难，一直是困扰刑事审判工作的大问题。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即将出台的《关键证人出庭及经济补偿工作办法》，为解决这一问题迈出了关键一步。按照该办法，西城区检察院将在界定“关键证人”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关键证人出庭，并从办案经费中抽取资金，对证人进行经济补偿。
　　这绝对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努力。不过，对证人提供经济补偿，并非解决“刑事证人出庭难”的治本之道，严格意义上说，这项工作需要公、检、法三机关联合推动，并由国家通过修改法律，拨付专款的方式完成。
　　早在12年前，我国即已完成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变法官“纠问制”为控辩双方“对抗制”，但从实践层面看，庭审效果却一直不佳，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对抗”色彩。之所以如此，与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有很大关系。
　　关于证人证言，《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得很明确：“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刑事诉讼法》同时又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可以当庭宣读。”这就意味着，法律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以宣读证言笔录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可是，这么一来，特殊性就变成了普遍性，多数庭审往往通过检察官庭上读笔录，法官庭后阅案卷进行，审判成了走过场，这样的庭审模式，也被一些法学家讥讽为“案卷笔录中心主义”：所有人都围着书面材料转，“人”反而不见了。
　　其实，对抗制的精髓，在于让“人”的因素凸显，令事实越辩越明，被告人通过与不利证人对质，正当权益方得以维护，被定罪后才会真正服判。因此，让证人出庭，只是庭审改革的一个环节，更重要的努力，是让刑事庭审真正“活”起来，有诘问、有质证、有交锋，把所有事实认定问题摆在法庭上解决。只有在这样的大格局下，推动证人出庭才更有意义。
　　所以，从立法角度，未来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应着力构建一套有效的证据规则，规定证人何时必须出庭，不出庭后果如何，庭外证言效力如何，以及对证人的保护规则。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同样应当对如何构建合理的刑事庭审模式进行再思考，毕竟，检察机关一般更关注的是让控方证人出庭，在安排哪方证人出庭，以及如何采信证言等制度设计方面，法院有必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实践中，刑事证人不出庭多数是因为“不愿”或“不敢”，与经济补偿关系不大，但是，从经济上对证人出庭进行保障，乃至启动“证人保护制度”，仍然需要大量经费支持，这一支出必须由国家以专项经费的形式拨付，不能让司法机关从自身办案经费中支取。有人或许会说，这样成本太高，还是维持现状比较好。无独有偶，上月25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一项判决，就要求犯罪实验室的鉴定专家们今后统统要出庭作证，不能光拿鉴定报告充数。少数大法官也是以成本太高，经费不足为由提出反对，但多数大法官认为，与公民的正当法律权益相比，国家花点钱算不了什么，不舍得付出必要的成本，怎么推动国家法治进步？这一理由，或许同样可以适用于我们对刑事证人出庭改革的态度。